第一章 王充论命
王充（27－96）,东汉哲学家，思想家。字仲任，东汉会稽上虞人。出身卑微，仕途不得志。毕一生之力著成《论衡》，认为人之贫富贵贱及获取贫富贵贱之偶然机遇，均系命中注定。
《论衡》命禄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 以贱地自达; 命贱, 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
释义：人碰巧遇到贵人提携或者迎合君主的心意，得到赏识重用或者遭遇迫害，莫不都是由于“命”。世人有死生寿夭之命，也有贵贱贫富之命。不管是从王公到一般老百姓，自圣贤到愚蠢的人，只要是有头脑、有眼睛、有呼吸、有血液的生物，都有“命”在。命应贫贱，虽然暂时可以让他富贵，仍然不能免于灾祸。命该富贵，即使一时处于贫贱的地位，将来自然会得到富贵。命该贫贱，即使一时处于富贵的地位，也自然会沦为贫贱。所以富贵好像有神灵帮助，贫贱好像有鬼魂在祸害。这就是命运的无奈，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很多的富贵人反而夭亡，汉朝的韩信、晁错，都是富贵之人，反而遭至早亡。唐朝的薛仁贵虽然早年贫贱，但最终富贵。富贵早夭、贫穷后发, 莫不有命。
命贵之人，俱学独达，并仕独迁；命富之人，俱求独得，并为独成。贫贱反此，难达，难迁，难得，难成；获过受罪，疾病亡遗，失其富贵，贫贱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或时才高行厚，命恶，废而不进；知寡德薄，命善，兴而超逾。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知者归之于天，故坦荡恬忽，虽其贫贱。
释义：命当贵的人，虽然和别人一起学习，只有他自己出仕。大家都是同学，别人高中，自己名落孙山。命当富的人，大家都去求财，却只有他自己发财。大家做同样的一件事，别人失败只有他成功。命该贫贱的人，虽然学习名列前茅，考试时却不能高中。事事难以达愿，难以得志，难以升迁，难以成功。相反, 会犯过失，会承受罪责，会生病，会无故地丢失东西，从而丧失他们的富贵，处于贫贱的状态。因此才能卓绝、品行厚道之人，不能保证他一定得富贵；智慧少寡、德行浅薄者，亦不能保证他一定会贫贱。或许才能卓绝、品行厚道之人，命不好，被黜废而得不到进用；智慧少寡、德行浅薄之人，命好，被起用甚至被越级提拔。所以处理事情的聪明或愚蠢，操行的清白或污浊，是“性”与“才”；所求官位的尊贵或卑贱，积累财富的微薄或富足，是“命”与“时”。命是不可以勉强改变的，时也不可以凭努力去求得，聪明的人把它们归之于“天”，心里也就坦荡安然，即使他很贫贱……
使富贵若凿沟伐薪，加勉力之趋，致强健之势，凿不休则沟深，斧不止则薪多，无命之人，皆得所愿，安得贫贱凶危之患哉？然则，或时沟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贵，治产之富，凿沟遇湛、伐薪逢虎之类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虽才智如孔子，犹无成立之功。
释义：假如得到富贵就像挖沟砍柴一样，施加点努力的趋向，给予点强健的趋势，挖个不停沟就深，砍个不停柴就多，那么，就是没有好命坏命的人，只要努力也能得到向往的东西，哪里还会有贫、贱、凶、危这样的灾难呢？如果事事如人愿，想得到什么，只要付出就可以实现，也就没有了命运了。然而，或许沟没有挖通就遇上了大水，柴没有砍足就遇上了老虎。做官不尊贵，积累财富不富足，就如同挖沟遇大水，砍柴遇老虎一样。有才能不能够施展，有智慧不能够运用，或者施展了才能，没有立下功劳，运用了智慧没有成就事业，即使才智如孔子，也无法取得事业成就、立下功劳业绩。认识命运是让我们掌握人生，有利的时空去做有利的事。时机不到，就要养精蓄锐，等待搏击，认识命运就是顺天应人，不是消极懈怠。
世俗见人节行高，则曰：“贤哲如此，何不贵？”见人谋虑深，则曰：“辩慧如此，何不富？”贵富有命禄，不在贤哲与辩慧。故曰：富不可以筹策得，贵不可以才能成。智虑深而无财，才能高而无官。怀银纾紫，未必稷、契之才；积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时下愚而千金，顽鲁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贵殊命；治生钧知，其富异禄。
释义：社会上一般的人看到有人节操高洁，就说：“像这样贤良明智，怎么会得不到尊贵之位呢？”看到有人智谋深远，就说：“像这样有口才有智慧，怎么会不富有呢？”其实贵富都在于“禄命”，并不在于贤良明智和有口才有智慧。我们周围的聪明智慧的人也很多，但是这不等于富贵。所以说：富不可以依靠计谋得到，贵也不可以依靠才能成就。谋划深远反而没有财富，才能卓绝反而当不上官，那些做上大官的，不一定是后稷、殷契这样的才子；那些积累了金银珠宝的，不一定就是陶朱公这样的智人。或许极愚蠢的人反而拥有千金，顽劣愚钝的人反而当上了一个地区的行政长官。所以做官的人虽然具有同样的才能，但不同的命决定了他们的地位高低也不一样；治产的人虽然具有同样的智慧，但不同的禄命决定了他们的贫富状况也有差异。
禄命有贫富，知不能丰杀；命有贵贱，才不能进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禀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学于人臣，知博希有不为父师。然而人君犹以无能处主位，人臣犹以鸿才为厮役。故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
释义：禄命有贫富之分，智慧不能使财富增加或减少；禄命有贵贱之别，才能也不能使人被重用或被贬官，成王的才能比不上周公，桓公的智慧比不上管仲。然而成王、桓公接受的是尊贵之命，周公、管仲承受的是卑贱之命。考察古代的君王，很少有不向臣子学习的，学问渊博的人很少有不被封为“父师”的。但是君主没有才能，却仍处在君主的地位，臣子具有大才，却仍供人使唤、为人臣子。所以贵贱是由命决定的。并不在于聪明或愚蠢；贫富是由禄决定的，并不在于顽劣或聪慧。
世之论事者以才高当为将相，能下者宜为农商，见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毁于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毁之曰：“是必乏于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虽高，官位富禄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时举事而福至，人谓才智明审；凶哀祸来，谓愚暗。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禄也。
释义 ：社会上喜欢评论是非好坏的人，认为才能卓绝的人应当做将军、相国，才能低下的人适合做农民、商人。他们看到聪明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高官尊位，就诧异地责怪他们说：“这一定是在操行方面有缺陷。”他们看到操行高洁的人得不到高官尊位，就同样诧异地诋毁他们说：“这一定是在才能方面有所不足。”哪里知道才能、操行即使很突出，官位的高低、财富和俸禄的多少却是由“命”决定的。聪明的人，在命吉、禄盛的时候办事而得福，人们认为他们才智高明；聪明的人，在命凶、禄衰的时候办事而遭祸，人们认为他们才智愚暗。这是不知道命有吉、凶之分，禄有盛、衰之别啊。
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为文帝，周亚夫以庶子为条侯，此时代王非太子，亚夫非适嗣，逢时遇会，卓然卒至。
释义：得享富贵的人不想变为贫贱，可是贫贱自然会降临；沦于贫贱的人不奢望变为富贵，可是富贵还是自然就得到了。五行中的金水在春夏生命力极弱，到了秋冬就会显现出旺盛、强壮的生命力来，这不是人的能力使它这样的；太阳早上升起、傍晚落山，不是人请求它这样的，天道本来就是这样的。代王从代进入京城即位为文帝，周亚夫凭庶子的身份封为条候。这时代王不是太子，亚夫不是嫡系的继承人，他们都是遇到了好的时机，当皇帝、封条候这样的好事才会异乎寻常地突然降临。
命贫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贱以才能取贵，贵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贵，命禄不能奉持，犹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则平，受之如过一升，则满溢也；手举一钧，以一钧则平，举之过一钧，则踬仆矣。
释义：命当贫穷的人，靠着努力辛劳达到富裕，富裕降临的时候，他的死期也到了；命当卑贱的人，靠着才能取得尊贵，尊贵降临的时候，他的官职也被罢免了。靠着才智和能力取得富贵，注定的“命”“禄”是不能够保持住的，就好像器皿装得过量、手里拿过的东西过重一样。器皿能够容一升东西，给它装入一升的东西恰好合适，容纳的东西如果超过一升，就要流出来；手能够举起一钧重物，给它举起一钧的重物恰好合适，举起的东西超过一钧，人就会摔倒。表达命运轨迹的天干地支，应该看作是信息能量的载体，这样每个人的命运，当某五行的能量信息消耗结束或者过量时，信息就会发生质变（请看后文的《命运的能量守恒》）。
前世明是非，归之于命也，命审然也。 信命者，则可幽居俟时，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犹珠玉之在山泽，不求贵价于人，人自贵之。天命难知，人不耐审，虽有厚命，犹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虽逃富避贵，终不得离。故曰：力胜贫，慎胜祸。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贵；废时失务，欲望富贵，不可得也。虽云有命，当须索之。如信命不求，谓当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强；命贵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马，头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学不求贵，贵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至矣。
释义：前世那些倡导“命”的人能够辩明是非，把人生的一切都归之于命，可见命确实是这样的。相信命的人，就可以隐居起来。等待时机的到来，不需要劳累精神，辛苦身体，苦苦的追求富贵。这就是《易经 系辞》提到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就好像珍珠宝玉生在河泽深山之中，并不想以昂贵的价钱出售给人们，人们却自然就认为它们是珍贵的。天命难以知晓，人不能够弄明白它，人即使有醇厚之命，仍然不能够相信，所以一定要去追求富贵。如果自知有醇厚之命，即使逃避富贵，也终究不能够摆脱。所以说：勤劳能够克服贫穷，谨慎能够防止灾祸。努力辛苦地做事可以招致富裕，磨练才能、培养操行, 可以取得尊贵。浪费时间，不务正业，想要求得富贵，是不能够得到的。虽然说有命，还应当去追求。如果相信有命就不去追求，认为富贵会自然降临。可以不借助外力自然得到，难道不劳作能自然成功，不行动能自然达到吗？命当富的人，筋骨自然强健，命当贵的人，才智自然卓绝，就好像千里马。它的头、眼睛和蹄子都自然和千里马的美名相称。有追求富贵而得不到富贵的人，不一定有不追求富贵而得到了富贵的人。只要专心致志地学习，即使不求尊贵，尊贵也会自然降临。只要努力经营，即使不求富裕，富裕也会自然到来。命当富贵也必须学习奋斗，消极不会等来。认识命运是让人更好的掌握命运，不是心灰意冷。
世谓秋气击杀谷草，谷草不任，凋伤而死。此言失实。夫物以春生夏长，秋而熟老，适自枯死，阴气适盛，与之会遇。何以验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及也。人生百岁而终，物生一岁而死，死谓阴气杀之，人终触何气而亡？论者犹或谓鬼丧之。夫人终鬼来，物死寒至，皆适遭也。人终见鬼，或见鬼而不死；物死触寒，或触寒而不枯。
释义：世人认为秋天的寒气侵袭摧残谷物野草，谷物野草不能承受，凋谢受伤而死，这种说法违背了事实。植物在春夏生长，到了秋天就成熟衰老，植物恰好自然枯萎死亡的时候，寒气恰好兴盛，和植物的枯萎死亡恰好碰到了一起。凭什么来证明呢？植物有到了秋天而不死的，那是因为它的生命还没有到达极限。人活了一百岁而寿终，植物活了一年而死亡，认为植物的死亡是寒气冻死的，那么人又是碰上了什么气而死的呢？议论的人或许仍然会说是鬼使人丧身。其实人死鬼来，物死寒至，都是恰好碰到了一起。人临死的时候能看见鬼，但有的人看见了鬼却没有死；植物死的时候触了寒气，但有的植物触了寒气却不枯萎。
坏屋所压，崩崖所坠，非屋精崖气杀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居适履。月毁于天，螺消于渊。风从虎，云从龙。同类通气，性相感动。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时，偶适相遇，非气感也。杀人者罪至大辟。杀者罪当重，死者。命当尽也。故害气下降，囚命先中；圣王德施，厚禄先逢。是故德令降于殿堂，命长之囚，出于牢中。天非为囚未当死，使圣王出德令也，圣王适下赦，拘囚适当免死。犹人以夜卧昼起矣，夜月光尽，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昼日光明，人卧亦觉，力亦复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与日相应，息与夜相得也。
释义：被倒塌的房屋压住，被崩裂的山崖弄得往下坠，并不是房屋和山崖的精气杀死这些人，而是房屋年代久了，山崖崩塌了，命中注定要遭凶的人，恰好住在这幢房屋，踏上这座山崖。天空中的月亮有缺的时候，深潭中的螺狮的肉就相应收缩变小。风随着虎的出现而出现，云随着龙的出现而出现。这些现象的发生都是由于月亮和螺狮、风和虎、云和龙属于同类，气相通，性相互影响。至于事物碰到一起，吉凶同时出现，都只是偶然碰到一起，并不是同气相互感应造成的。杀人犯被判处死刑，这是杀人犯命中注定要受严厉的惩处，被杀人犯杀死的人命中注定死期已到。所以给人带来灾害的气降临下来，命当遭凶的人首先碰上；圣王施行恩惠，命该富贵的人首先遇上，因此赦令从朝廷上传下来，寿命注定很长的囚徒从牢房中释放出来。并不是天认为这些囚徒不应当死，而让圣王下赦令。只不过是圣王恰好下赦令，囚徒恰好注定要免死，就好像人在夜里躺下睡觉，白天起床干活一样。夜里太阳光消逝了，不可以劳动，人也感觉疲倦了，想要休息一下；白天太阳光明亮，人也睡醒了，精力也充沛了。并不是上天让人在白天劳作，在夜里休息，而是劳作和白天恰好相对应，休息和夜里恰好相一致。
雁鹄集于会稽，去避碣石之寒，来遭民田之毕，蹈履民田，啄食草粮。粮尽食索，春雨适作，避热北去，复之碣石。象耕灵陵，亦如此焉。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佃。”失事之实，虚妄之言也。
释义：雁鹄会集在会稽山上，离开碣石山是为了躲避那里的寒冷，来会稽山正好遇上秋收完毕，可以践踏农田，吃收割完毕后掉在田野里的粮食。等粮食吃完，春雨恰好开始下起来，它们就到北方去避热，又回到碣石山。象在灵陵苍梧舜的墓地上耕田，也是这样的情况。文字记载说：“舜葬在苍梧，象替他耕田；舜葬在会稽，鸟替他耕地。”这些都是违背事实而又荒谬的话。
丈夫有短寿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贼妻，妻害夫。”非相贼害，命有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谓水贼火。火适自灭，水适自覆，两各自败，不为相贼。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适自灭覆之类也。贼父之子，妨兄之弟，与此同召。同宅而处，气相加凌，羸瘠消单，至于死亡，可谓相贼。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烧厌溺，气不相犯，相贼如何？王莽姑正君，许嫁二夫，二夫死，当适赵而王薨。气未相加，遥贼三家，何其痛也！黄次公取邻巫之女，卜谓女相贵，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实不然。次公当贵，行与女会；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门。偶适然自相遭遇，时也。
释义：丈夫有短寿的貌相，一定是娶命中注定要早寡的妻子；命中注定要早寡的妻子，一定是嫁给短寿的丈夫。世人说：“男女早死的，或者是丈夫克妻子。”其实并不是夫妻相克，他们的命自然就是这样的。如果火正在燃烧，用水去浇灭它，可以说是水克火。火恰好自己熄灭，水恰好自己翻到，双方各自行事，就不是相克。现在男女的早死，并不是水浇火这一类的，而是火恰好自己熄灭、水恰好自己翻到这一类的。所谓克父亲的儿子，克哥哥的弟弟，和“适自覆灭”的水火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气相互施加侵犯，使对方越来越瘦弱，最后只剩一副骨头，乃至死亡，可以说是相克。有的人死在千里之外的异乡，在战乱中被火烧死或者被淹死，气不相互侵犯，怎么可以说是相克呢？王莽的姑母先后许配给两个男人，没有等到结婚，两个男人就死了，正要嫁给赵王，赵王也死了。气没有相互施加，就远克三户人家，怎么可能这么彻底呢？黄次公娶了邻近一个巫的女儿，算命的人说巫的女儿貌相尊贵，所以黄次公到达丞相的地位，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黄次公命中注定要尊贵，将与巫的女儿相遇；巫的女儿本身也命该尊贵，所以嫁进黄次公家。恰好碰到了一起，这是时运。
无禄之人，商而无盈，农而无播，非其性贼货而命妨谷也。命贫，居无利之货，禄恶，殖不滋之谷也。世谓宅有吉凶，徙有岁月。实事则不然。天道难知，假令有命凶之人，当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适触岁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数，坐而死者，必禄衰命泊之人也。
释义：命不该富的人，经商没有利润，务农留不下作种子的谷物，并不是他的性克货物、命克谷物。命中注定贫穷，只能积蓄无利可图的货物；禄命不好，只能种植生长不好的谷物。世人说房子有吉祥的，有不吉祥的，搬家有年、月等方面的禁忌。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天道难以把握，假如有命中注定要遭凶的人，有注定要衰败的人家，盖房子便碰巧得到不吉祥的土地，搬家便恰好触犯年月的禁忌。一户人家触犯禁忌，人口以十为单位来计算，因此而死的人，一定是禄衰命薄的人。
推此以论，仕宦进退迁徙，可复见也。时适当退，君用谗口；时适当起，贤人荐己。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辅善；且失位也，小人毁奇。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孔子称命。鲁人臧仓谗孟子于平公，孟子言天。道未当行，与谗相遇；天未与己，恶人用口。故孔子称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仓，诚知时命当自然也。
释义：由此推论，进用或退隐、升官或贬官的道理，也可以明白了。时势恰好注定要衰退的时候，就会有人进谗言；时势恰好注定要兴起的时候就会有贤人举荐。所以做官能得到官位，就会有小人诽毁才能罕见得人。 公伯寮在季桓子面前控告子路。孔子说他的主张能否实行，是由天命决定的。鲁国人臧仓在鲁平公面前诽谤孟子，孟子说他没有得到鲁候的重用，这是天意。政治主张注定得不到实行，就会恰好和进谗言的人相遇；自己本来没有从天那儿得到贵命，邪恶的人就会恰好说自己的坏话。所以孔子声称是天命，不怨恨公伯寮，孟子说是天意，不指责臧仓，他们确实知道时和命本来就是这样的。
推此以论，人君治道功化，可复言也。命当贵，时适平；期当乱，禄遭衰。治乱成败之时，与人兴衰吉凶适相遭遇。因此论圣贤迭起，犹此类也。圣主龙兴于仓卒，良辅超拔于际会。世谓韩信、张良辅助汉王，故秦灭汉兴，高祖得王。夫高祖命当自王，信、良之辈时当自兴，两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于丰、沛，丰、沛子弟相多富贵，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适相应也。赵简子废太子伯鲁，立庶子无恤，无恤遭贤，命亦当君赵也。世谓伯鲁不肖，不如无恤；伯鲁命当贱，知虑多泯乱也。韩生仕至太傅，世谓赖倪宽。实谓不然，太傅当贵，遭与倪宽遇也。赵武藏于裤中，终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阏其声也；命时当生，睡卧遭出也。故军功之侯，必斩兵死之头；富家之商必夺贫室之财。削土免侯，罢退令相，罪法明白，禄秩适极。故历气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岁所着，必饥虚耗之家矣。
释义：君主治国的道理、教化的功效，也可以得到说明了。命当尊贵的君主，遇到的时势恰好太平；治期注定不太平，君主的禄命也恰好衰退，太平、不太平，成功、失败的时势，和君主的兴盛、衰败，吉祥、不吉祥的命恰好碰到了一起。其实，圣人、贤者交替出现，跟这类情况也是一样。圣明的君主在偶然的时机建立新王朝，好的辅佐在偶然的时机得到越级提拔。世人说韩信、张良辅助刘邦，所以秦朝灭亡，汉朝兴起，刘邦能够称王。其实刘邦命中注定本来要做王，韩信、张良等人时势注定本来要兴旺，双方恰好碰到一起，好像双方有意寻找到对方一样。所以有刘邦在丰、沛起家，丰、沛的百姓貌相大多富贵，并不是上天让丰、沛的百姓来辅助刘邦，而是他们自己禄命和貌相的好坏，和取得的富贵恰好相适应。赵简子废掉太子伯鲁，立庶子无恤为太子。无恤恰好贤明，命中注定要做赵地的君王。世人说伯鲁不贤，比不上无恤，其实伯鲁命中注定要卑贱，他的心智又恰好昏乱。韩生做到太傅的官，世人说是依靠倪宽，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韩生命中注定要尊贵，恰好和倪宽相遇。赵武藏在裤中，始终不哭，不是有人掩住他的嘴巴、阻止他出声；命中遇时注定他要活下来，他碰巧睡着了而得免于难。所以命中注定要立军功封候的人，一定会杀命中注定要被兵器杀死的人，命中注定要富裕的商人一定会夺得命中注定要贫穷的人家的财产。削除封土，免除爵位，令和相被罢黜，他们所受的处罚很清楚，他们的俸禄和官秩也恰好到了极点。所以瘟疫之气所伤害的，一定是命中注定要短寿的人；收成不好的年成所附着的，一定是命中注定要贫困的人家。
《论衡》幸偶
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俱欲纳忠，或赏或罚；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赏而信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赏信者偶，罚疑不偶也。孔子门徒七十有余，颜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称不幸，则知长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圣贤之道，讲仁义之业，宜蒙福佑。伯牛有疾，亦复颜回之类，俱不幸也。
释义：一般人的操行，有的贤明，有的愚昧，碰上祸害或福吉，有的人偶然得福或侥幸免祸；一切事情都有对有错，碰到奖赏或惩罚，有的人由于各种原因偶然符合君主、上司的心意而得到赏识或重用，有的人却不能得到赏识重用。同时遇上打仗，隐藏起来的人不被兵器击中；同日遭受霜冻，遮掩起来的植物不被冻伤。被兵器击中或被寒霜冻伤的不一定是不好的人或植物，隐藏遮掩起来的也不一定是好的人或植物。隐藏遮掩起来的是侥幸免祸，被兵器打中或被寒霜冻伤的是无幸免祸。都想向君主效忠，有的人得到奖赏，有的人却受惩罚；都想对君主有所帮助，有的人得到信任，有的人却遭怀疑。得到奖赏和信任的人不一定真诚，遭受惩罚和怀疑的人不一定诡诈。得到奖赏和信任的人是偶然符合君主的心意得到赏识和重用，遭受惩罚和怀疑的人是偶然不能迎合君主的心意而得不到赏识和重用。孔子七十多个门徒，其中之一的颜回短命而死。孔子说：“颜回不幸啊，短命早死了！”短命称作“不幸”，可知长命的人是偶然得福，短命的人是不能侥幸免祸的。奉行圣贤之道，讲习仁义之业，应当得到福吉和保佑。可是事实却不一定这样。孔子的另一个门徒伯牛有麻风病，也和颜回同一种情况，都不能够侥幸免祸。
蝼蚁行于地，人举足而涉之。足所履，蝼蚁荏笮死；足所不蹈，全活不伤。火燔野草，车轹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举火行有适然也。由是以论，痈疽之发，亦一实也。气结阏积，聚为痈；溃为疽创，流血出脓，岂痈疽所发，身之善穴哉？营卫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猎者张罗，百兽群扰，或得或失。渔者罾江河之鱼，或存或亡。或奸盗大辟而不知，或罚赎小罪而发觉。
释义：蝼蛄和蚂蚁在地上爬行，人抬起脚在它们身上走过。脚踩过的地方的蝼蛄和蚂蚁都被压死了，脚没有踩到的地方的蝼蛄和蚂蚁完好无损，火烧野草，被车轮辗轧过的野草，火烧不到。社会上一般的人或许会因此高兴，把它们命名为“幸草”。其实，脚没有踩到的蝼蚁，火没有烧到的野草，不一定是好的蝼蚁和野草，只不过是火烧起来、人走在路上，恰好是这样罢了。因此可以说，毒疮的发作，也属同一种情况。血气郁结，阻塞不通，聚积成了毒疮，烂了就成疽疮，流血触脓。难道毒疮发作的地方，不是人身体的良好部位吗？只不过是手足六阴六阳之脉的营卫周行碰巧不通罢了。蜘蛛织结蛛网，飞虫经过它，有的飞虫逃脱了，有的飞虫被捕获；猎人张开罗网，各种野兽狂奔乱跑，有的野兽被猎获，有的野兽脱身了；打渔的人用渔网捕捉江湖里的鱼，有的鱼幸存，有的鱼死亡。有的人犯了奸淫、偷盗这样的严重罪行不被人察觉，有的人犯了点小罪却被人发觉了。
灾气加人，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不幸者，不侥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 则夫顺道而触者，为不幸矣。立岩墙之下，为坏所压；蹈圻岸之上，为崩所坠，轻遇无端，故为不幸。鲁城门久朽欲顿，孔子过之，趋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恶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过遭坏，可谓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又曰：“君子处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释义：给人带来灾难的气施加给人，也是这一类情况。“不幸”的人遭受灾气而死，“有幸”的人避免逃脱灾气而生。不幸，就是不能侥幸得福免祸。孔子说：“人之所以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人世，是因为正直，不正直的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侥幸得福免祸。”那么顺应天道而遭受灾祸的人就是“不幸”的人了。站在危墙的下面，被正在倒塌的墙压住了；踩在裂开的堤岸的上面，被正在崩裂的堤岸弄得往下坠落。突然地遭遇意外的灾祸，所以是“不幸”。鲁国的城门朽坏了好久，快要塌了，孔子经过这里，快步疾走。跟随孔子左右的门徒说：“虽然城门已经朽坏很久了，但还不至于马上就倒塌。”孔子说：“我正是担心它朽坏的时间久了，有可能马上倒塌。”孔子已经是非常地戒备谨慎，如果他经过城门的时候，恰好城门倒塌，可以说是“不幸”了。所以孔子说：“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孔子又说：“君子走正道。听天由命；小人走歪门邪道，只能侥幸得福免祸。
俱禀元气，或独为人，或为禽兽。并为人，或贵或贱，或贫或富。富或累金，贫或乞食；贵至封侯，贱至奴仆。非天禀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祸福不钧；并为仁义，利害不同。晋文修文德，徐偃行仁义，文公以赏赐，偃王以破灭。鲁人为父报仇，安行不走，追者舍之；牛缺为盗所夺，和意不恐，盗还杀之。文德与仁义同，不走与不恐等，然文公、鲁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祸者，文公、鲁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
释义：同样的禀承元气，有的独独做了人，有的却成了飞禽走兽。同样地做了人，有的尊贵有的卑贱，有的贫穷有的富裕。富裕的或许积累了大量财富，贫穷的或许乞食糊口；尊贵的贵到封候的地步，卑贱的贱到为人奴仆。这不是天施放气的时候有偏袒，而是人和物所禀之气有厚薄啊。同样地推行道德，遭受的祸福却不一样；同样地实行仁义，得到的利害也不一样。晋文公修文德，徐偃王行仁义，两人的遭遇却不相同。晋文公由于修文德而受到赏赐，徐偃王由于行仁义而丧家灭国。鲁国有一个为父亲报仇，杀了仇人后，慢走不跑，追赶他的人放弃了追赶；牛缺被强盗抢劫，他顺从地把财物、车马和衣被给了强盗，一点也不害怕，强盗返回来杀了他。修文德和行仁义相同，不跑和不害怕一样，可是晋文公、鲁国人得福，徐偃王、牛缺却遭祸，这是由于晋文公、鲁国人“幸”，徐偃王、牛缺“不幸”啊！
韩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觉而问之，知典冠爱己也，以越职之故，加之以罪。卫之骖乘者，见御者之过，从后呼车，有救危之义，不被其罪。夫骖乘之呼车，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车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发于心。然而于韩有罪，于卫为忠，骖乘偶，典冠不偶也。
释义：韩昭候喝醉了酒，躺下睡觉，恐其着凉，典冠拿衣服给韩昭候盖上，韩昭候睡醒询问这件事，知道典冠爱护自己，但因为典冠越职的缘故，只能处罚他。卫国的骖乘看见驾驭车马的人有失误，在后面帮着叫喊赶马车，典冠拿衣服给韩昭候盖上，都是出于一个意图，盖衣服是唯恐君主着凉，叫喊赶马车是唯恐上司危险，仁爱的感情都是发自内心。可是两种情况的结果却不一样，在韩国加衣有罪责，在卫国呼车是忠诚，这是由于骖乘“偶”，典冠“不偶”啊！
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长数仞之竹，大连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见举持，或遗材而遭废弃。非工技之人有爱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谷为饭，酿饭为酒。酒之成也，甘苦异味；饭之熟也，刚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异也，手指之调有偶适也。调饭也殊筐而居，甘酒也异器而处，虫堕一器，酒弃不饮；鼠涉一筐，饭捐不食。夫百草之类，皆有补益，遭医人采掇，成为良药；或遗枯泽，为火所烁。等之金也，或为剑戟，或为锋钴。同之木也，或梁于宫，或柱于桥。俱之火也，或烁脂烛，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涂轩户。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恶同，遭为人用，其不幸偶，犹可伤痛，况含精气之徒乎！
释义：不只是人有幸偶，万物都有这种情况。长达数仞的竹子，大到两人合抱的树木，工匠把它们割裂开来使用，有的做成器物被使用，有的遗留下来被抛弃。并不是工匠有爱憎之心，而是在割裂竹子、树木的过程中，刀斧的动作有偶然性。烹煮谷物做成饭，再把饭酿成酒。酒酿成了，有的酒甜，有的酒苦；饭蒸好了，有的饭熟，有的饭夹生。并不是厨师和酿酒的人有意识地使它们有差异，而是在煮饭、酿酒的过程中。手的动作有偶然性。软硬合适的饭盛在不同的筐里，甜酒装在不同的酒器里。虫掉进去的酒器，酒丢掉了不再喝它；老鼠爬过的饭筐，饭扔掉了不再吃它。各种草类，对人都有好处。被医生采集的草，就成了良药；有的草却只能被遗留在干枯的沼泽地里。遭野火焚烧。同样的金属，有的被铸成了剑和戟，有的则被铸成了刀尖和锋钴。同样的木头，有的成了宫殿的大梁，有的则成了桥梁的支柱。同样的火，有的能熔化脂烛，有的只能焚烧枯草。同样的土壤，有的做了宫殿的地基，有的被涂在小室的门上。同样的水，有的被用来洗涤鼎釜，有的则被用来洗腐烂的东西。万物的好坏相同，被人利用时，其“不幸”“不偶”，尚且让人感到悲伤哀痛，何况是有精神的人呢！
虞舜圣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顽母，弟象敖狂，无过见憎，不恶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无尺土，周流应聘，削迹绝粮。俱以圣才，并不幸偶。舜尚遭尧受禅，孔子已死于阙里。以圣人之才，犹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祸必众多矣！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物厌胜感动使之然也。
释义：虞舜，是圣人，在人世应当享受最大的福吉。可是他的父亲顽劣，后母多言。弟象高傲狂放，他没有过错却受到憎恨，没有做坏事却遭到处罚，非常不幸啊！孔子的境遇和舜差不多，他一生没有得到一尺土的封赐，周游列国，希望接受聘用，结果削迹于卫，绝粮陈蔡。舜和孔子都是圣贤之才，却都“不幸”“不偶”。舜尚碰到尧把地位让给他，孔子则死于阙里。凭着圣人的才能，仍然遭受“不幸”“不偶”，平常的人中间，遭受“不幸”、“不偶”的就一定更多了。命是吉凶的主宰。吉凶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是构成吉凶的几个方面的度数的碰巧偶合，不是有他气影响、旁物压制使它这样的。
世谓子胥伏剑，屈原自沉，子兰、宰?诬谗，吴、楚之君冤杀之也。偶二子命当绝，子兰、宰?适为谗，而怀王、夫差适信奸也。君适不明，臣适为谗，二子之命，偶自不长。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实自然，非他为也。夏、殷之朝适穷，桀、纣之恶适稔，商、周之数适起，汤、武之德适丰。关龙逢杀，箕子、比干囚死，当桀、纣恶盛之时，亦二子命讫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纳吕望之议，汤、武且兴之会，亦二臣当用之际也。
释义：世人认为伍子胥用剑自杀，屈原自投汨罗江而死，是子兰、宰?诬告进谗言陷害他们，是吴王夫差杀了子胥，楚顷襄王放逐了屈原。恰好子胥、屈原两个人命中注定死期已到，又适逢子兰、宰?进谗言，顷襄王、夫差信奸邪。君主碰巧昏庸，奸臣碰巧进谗言，子胥、屈原两个人的寿命碰巧本来不长，这内外两方面的偶然因素凑合在一起，好像是有他气影响、旁物压制的作用，其实都是自然而然，并不是他气旁物有意造成的。夏朝、商朝恰好该完结的时候，夏桀、商纣恰好恶贯满盈；商朝、周朝恰好该兴起的时候，成汤、武王恰好德高望重。关龙逢被杀，箕子被囚禁，比干被挖心，正是夏桀、商纣恶贯满盈的时候，也是箕子、比干寿命终了的时候。听信伊尹的言论，采纳吕望的建议，正是成汤、武王将要兴起的时候，也是伊尹、吕望当被任用的时候。
人臣命有吉凶，贤不肖之主与之相逢。文王时当昌，吕望命当贵；高宗治当平，傅说德当遂。非文王、高宗为二臣生，吕望、傅说为两君出也。君明臣贤，光曜相察；上修下治，度数相得。
释义：臣子之命有吉有凶，贤主和命吉之臣相遇，不贤之主和命凶之臣相遇。周文王的时运注定应当昌盛，吕望命中注定应当尊贵；商高宗的治朝注定应当太平，傅说的德行注定要发挥作用。不是周文王、商高宗为吕望、傅说而生，也不是吕望、傅说为周文王、商高宗而出世。君主英明，臣子贤良，君臣的光芒相辉映，居上位的君主和居下位的臣子都善于治理国家，君臣各自的品行才能和他们出现的时期恰好相一致。
《论衡》逢遇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洁节，卑于尧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时贤而辅恶；或以大才从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浊；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
释义：人的操行可以一贯贤良，做官却不能常常迎合君主或上司的心意和得到赏识和重用。操行的贤良或不贤良，这是个人的“才”；做官的遇或者不遇，却是由时势决定的。不可以保证才能卓绝、操行高洁的人一定尊贵，也不可以保证才能浅薄、操行低劣的人必然卑贱。有的人才高行洁，得不到重用，处在低下的地位；有的人能薄操浊，得到了赏识，地位就在众人之上了。不同的时代各有自己选拔“士”的标准，士也各有自己得以提拔重用的途径。能得以进用，这是“遇”；被斥退冷落，这是“不遇”。出于尊贵显赫地位之人，不一定贤良，只是遇而已；处于卑贱低下地位之人，不一定愚蠢，只是不遇罢了。所以，有的人“遇”了，虽然持有污浊的操行，却在夏桀的朝廷得到尊贵；有的人“不遇”，虽然持有高洁的节行，也只能在唐尧的朝廷得到卑贱。遇或不遇，被赏识重用或遭斥责冷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贤德之臣却辅佐了残暴的君主；有的是有大才干的臣子却要服从才干小的君主；有的是臣子和君主都很有才干，道德却有清浊高低的差别；有的是臣子虽然没有道德操行，却依靠一技之长迎合了君主的心意；有的是臣子虽然连一技之长也没有，却依靠容貌出色，赢得了君主的宠爱。
伍员、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员诛死。此异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异，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为相，箕子为奴；伊尹遇成汤，箕子遇商纣也。夫以贤事贤君，君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趋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贤事恶君，君不欲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
释义：伍员、伯?一起事奉吴王夫差，两人的遭遇却完全都一样，帛喜得到尊重，伍员却被赐剑自杀而死，这是不同操行的人事奉同一个君主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同样操行的人事奉不同的君主，也有遇或不遇的区别，伊尹、箕子就是这样的例子。伊尹、箕子才能相当，伊尹辅佐成汤有功，担任重职，箕子劝谏商纣未成，只能装疯为奴，隐居鼓琴以自悲，这是因为伊尹遇到了贤明的成汤，箕子却碰上了残暴的商纣。以贤才来事奉贤明的君主，如果君主想要励精图治，臣子以贤才来辅助他，两者的好恶恰好一致，臣子的“遇”是理所当然。以贤才来事奉凶暴的君主，君主不想治恰好相违背，臣子的“不遇”也是理所当然。
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孔子绝粮陈、蔡，孟轲困于齐、梁，非时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骥?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尧、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调千里之足，必摧衡折轭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闭心塞意之变。故至言弃捐，圣贤距逆，非憎圣贤，不甘至言也。圣贤务高，至言难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
释义：也有一种情况，贤圣之臣，遇到想要励精图治的君主，却还是不被重用，孔子、孟轲就是这样的例子。孔子在从陈国到蔡国的途中被人围困，受到七天吃不上一顿饱饭的折磨，孟轲游说于齐、魏，陷入不能伸其志向的困境。这不是因为当时的君主不任用才德兼备之人，而是他们才智浅陋，不能起用大才。能够驾御千里马的，一定是王良；能够任用禹、稷、皋陶的，一定是尧、舜。只能驾御一天跑百里马的人，而任用他去驾御千里马，必定会出现折断衡木、轭木的灾难。只能任用备位充数之才的君主，而让他去驾御具有大臣之才的人，一定会发生使心意遭到堵塞压抑的不正常现象。所以通达事理的高明言论被舍弃不用，圣贤被拒绝排斥，并不是君主憎恨圣贤，不爱听高明的言论，而是因为圣贤追求的理想太高了，高明的言论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唉，才能卓绝的臣去求才能浅陋的君任用他，君不能接受，臣子的“不遇”也是理所当然。
或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许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许由俱圣人也，并生唐世，俱面于尧。虞舜绍帝统，许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饿死。
释义：才能卓绝的臣子，遇到才能同样卓绝的君主，也有能否被赏识重用的问题，虞舜、许由、太公、伯夷就是这样的例子。虞舜、许由同是圣人，同样生活在唐尧当政的时候，都见过尧，两人的遭遇却大不一样，虞舜继承了帝位，许由却遁入山林隐居。太公、伯夷同是贤人，同样在周朝生活过，都见过武王，两人的遭遇也大不一样，太公因功受封于齐，伯夷却活活饿死在首阳山。
夫贤圣道同，志合趋齐，虞舜、太公行耦，许由、伯夷操违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时也。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有离。何则？道有精粗，志有清浊也。许由，皇者之辅也，生于帝者之时；伯夷，帝者之佐也，出于王者之世，并由道德，俱发仁义，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为仁义，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尧溷，舜浊；武王诛残，太公讨暴，同浊皆粗，举措均齐，此其所以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无择深隐不见；禹王天下，伯益辅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无择，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进用，无择、子高退隐，进用行耦，退隐操违也。退隐势异，身虽屈，不愿进；人主不须其言，废之，意亦不恨，是两不相慕也。
释义：贤者圣人道德相同，志向合流，趋于统一，但是虞舜、太公和他们的君主唐尧、武王的操行相一致，许由、伯夷和他们的君主唐尧、武王的操行却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操行和他们所生长的社会，所生活的时代不相适应。道德虽然相同，但相同中也有不同的地方；志向虽然合流，但合流中也有分歧的成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道德有精深和粗浅之分，志向有高尚和庸俗之别。许由，本是辅佐三皇之才，却生活在五帝之一的尧时；伯夷，本是辅佐五帝之才，却出道在三王中的周武王时。同样的遵循道德，同样的实行仁义。但是，君主实行德政，如果不够完美, 他们就不愿留下辅佐；君主实行仁义，如果不够理想，他们也不愿留下辅佐。这就是他们“不遇”的原因。尧的道德污浊，舜的道德也污浊；武王讨伐残暴的纣王，太公也讨伐残暴的纣王。尧和舜具有同样污浊粗浅的道德，武王和太公推行同样的措施行动，这就是虞舜和太公“遇”的原因。所以，舜统治天下时，皋陶辅佐政治，北人无择却隐居深山，行踪全无；禹统治天下时，伯益辅佐政治，伯成子高却抛弃了诸侯之位，躬耕于野。并不是皋陶的才能胜过无择，伯益的才能高出子高。但是皋陶、伯益得到进用，无择、子高却隐居山野。皋陶、伯益得到进用，是因为他们的操行和舜、禹的相一致，无择、子高被迫退隐，是因为他们的操行和舜、禹的相违背，退隐和进用相比，地位低下，但是由于和君主操行不一，他们宁愿受委屈，也不愿得到进用；君主不能采纳他们的主张，不任用他们，心里也并不后悔埋怨，这是双方都不羡慕啊！
商鞅三说秦孝公，前二说不听，后一说用者：前二，帝王之论；后一，霸者之议也。夫持帝王之论，说霸者之主，虽精见距；更调霸说，虽粗见受。何则？精遇孝公所不欲得，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
释义：商鞅三次劝说秦孝公采纳他的建议，前两次秦孝公没有听，后一次秦孝公采纳了，原因在于，前两次所说的是成就“帝业”、“王业”的理论，后一次所说的是成就“霸业”的理论。用成就“帝业”“王业”的理论去劝说只想成就“霸业”的君主, 虽然精深，也会被拒绝；改用成就“霸业”的理论，虽然粗浅，也会被接受。为什么呢？精深的理论，恰好碰到孝公不喜欢；粗浅的理论，恰好碰到孝公想要实行。所以不在于劝说的人说得多么好，而在于被劝说的人认为是好的；才能不需要多么高明，而在于所事奉的人认为是高明的。
马圄之说无方，而野人说之;子贡之说有义，野人不听。吹籁工为善声，因越王不喜，更为野声，越王大说。故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虽善不见爱；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虽不善不见憎。此以曲伎合，合则遇，不合则不遇。
释义：养马的人说话没有什么大道理，可是农民高兴听他的话；子贡大讲仁义道德，农民就不高兴听了。吹籁的人擅长演奏优美的乐曲，因为越王不喜欢，就改为演奏民间乐曲，越王非常高兴。所以给不想听优美乐曲的君主演奏优美的乐曲，即使乐曲很优美也得不到宠爱；给不想听优美乐曲的君主演奏不优美的乐曲，即使乐曲不优美也不会被厌恶。这就是以小技来投合君主的心意，投合了就是“遇”，不能投合就是“不遇”。
或无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窃簪之臣，鸡鸣之客是。窃簪之臣，亲于子反，鸡鸣之客，幸于孟尝。子反好偷臣，孟尝爱伪客也。以有补于人君，人君赖之，其遇固宜。或无补益，为上所好，籍孺、邓通是也。籍孺幸于孝惠，邓通爱于孝文，无细简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娴，皮媚色称。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丑面恶色，称媚于上，嫫母、无盐是也。嫫母进于黄帝，无盐纳于齐王。故贤不肖可豫知，遇难先图。何则？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进者未必贤，退者未必愚；合幸得进，不幸失之。
释义：有的人没有技艺，胡乱用不正当的手段迎合君主的意图，也有被赏识重用的，窃簪之臣、鸡鸣之客就是这样的例子，窃簪之臣，和子反关系密切；鸡鸣之客，得孟尝宠爱。这是因为，子反喜欢善偷的臣子，孟尝君宠爱弄虚作假的食客。臣子对君主有益处，君主依赖他，他的“遇”是理所当然。有的人靠容貌丑陋得到君主宠爱，嫫母、无盐就是这样的例子。嫫母被皇帝选为妃子，无盐被齐宣王纳为王后。所以，贤与不贤可以预知，遇与不遇却难预测。为什么呢？君主的好恶不定，臣子究竟要进献什么意见，才能迎合君主的心意也难以预先知道，偶然迎合了君主的心意就算好，恰好与君主的心意相一致，就算上等了。进用的人不一定贤，退隐的人也不一定愚。君主宠幸就能得到进用，君主不宠幸就被斥退。
世俗之议曰：“贤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观鉴治内，调能定说，审词际会。能进有补赡主，何不遇之有？今则不然，作无益之能，纳无补之说，以夏进炉，以冬奏扇，为所不欲得之事，献所不欲闻之语，其不遇祸幸矣，何福佑之有乎？”进能有益，纳说有补，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补而得佑，或以有益而获罪。且夏时炉以炙湿，冬时扇以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说可转，能不可易也。
释义：社会上一般主张说：“贤人应当被赏识重用，没有被赏识重用也是自己的过失。”生来就迎合社会上的风气，揣摩君主的心意，观察君主辖境内的情况，调整自己的才能，确定自己的主张，仔细地窥测机会，进献有益处的东西给予君主，怎么会“不遇”呢?现在却不是这样，进献没有益处的才能，交纳没有好处的意见，在夏季进献炉子，在冬季进献扇子，做君主所不喜欢的事情，献君主所不想听的言语，他不遭受灾祸，已是幸运，怎么还能得福呢？进献有益处的才能，交纳有好处的意见，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但是，有的人靠进献对君主无益的才能意见而得福，有的人却因为进献对君主有益的才能意见而获罪。况且，夏季炉子可以用来烤烘潮湿的东西，冬季扇子可以用来扇火。社会的风气可以迎合，君主的心意却不可以揣摩；意见可以调转，才能却无法轻易改变。
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辩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辩。文与言，尚可暴习；行与能，不可卒成。学不宿习，无以明名。名不素着，无以遇主。仓猝之业，须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预闻，何以准主而纳其说，进身而托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涂者。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
释义：当时的君主喜欢有文才的人，你修文就能够“遇”；当时的君主如果喜欢有武才的人, 你就“不遇”。君主喜欢有口才的人，你有口才就能“遇”；君主如果不喜欢有口才的人，你就“不遇”。喜欢文才的君主不喜欢武才，喜欢武才的君主不喜欢文才；重视口才的君主不重视行为，重视行为的君主不重视口才。过去周朝有一个人，屡次都没有得到赏识重用，年纪大了，头发都白了，在路上痛哭流涕。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哭泣呢？”他回答说：“我求官屡次得不到赏识重用，自己悲伤年纪大了，错过了做官的机会，因此就哭泣了。”那个问他的人说：“你为什么求官一次也没有得到赏识重用呢？”他回答说：“我年少的时候，学习做文章，成就文德后，才想要做官，君主却喜欢任用年老的人。等到任用年老之人的君主死了，即位的君主又喜欢任用有武才的人，我就改为学武。等我的武艺刚刚学成，任用武才的君主又死了，年轻的新君登上王位后，喜欢任用年少的人，可是我已经老了。因此我不曾有过一次被赏识重用的机会。”
仕宦有时，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为，况节高志妙，不为利动，性定质成，不为主顾者乎？ 且夫遇也，能不预设，说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触上意，故谓之“遇”。如准主调说，以取尊贵，是名为“揣”，不名曰“遇”。
释义：才能不是根据君主的好恶，预先设置好的，偶然碰上君主喜欢，恰好投合了君主的心意，所以称它为“遇”。如果揣摩君主的心意，调换自己的意见，以博取尊贵，这个叫做“揣”，不叫作“遇”。
春种谷生，秋刈谷收，求物物得，作事事成，不名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犹拾遗于涂，摭弃于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辅，禽息之精阴庆，鲍叔之魂默举，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即不能定遇不遇之论，又就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是据见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审才能也。
释义：春天播种了谷子，秋天就能收割谷子，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叫做“遇”。没有追求就得到了，没有行动就成功了，这叫作做“遇”。好像在路上捡到别人丢失的东西，在野外拾到被别人抛弃的东西，好像天授予的，地生长出来的，禽息的精神在暗中推助，鲍叔叔的灵魂在暗中举荐，像这样的情况，就是“遇”。现在一般的人既不能够对“遇”与“不遇”的议论作出确定的判断，又根据被赏识重用就称赞它，根据不被赏识重用就诽谤它。这种根据已经出现的效果，按照已经形成的事实来评论的做法，是不能够衡量人的操行、考察人的才能的。
第二章 荀子说命
荀况说：贫、病、祸不是天加的，而是人自己造成的。
强本而不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疫，袄怪不能使之凶。
释义：加强农业生产并且节俭用度，那么天不能使人贫困；供养充足并且活动适时，那么天不能使人生病；遵循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原则而且坚定不移，那么天不能使人遭祸。所以，水灾旱灾不能使人饥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人生病，自然灾异不能使人遭凶。
荀况说：人自己不努力，天无法使之富、全、吉。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
释义：相反，农业生产荒废而且用度奢侈浪费，那么天就不能使之富裕，供养不足而且行动懒惰，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健康；违背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原则而且胡作非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人吉祥。所以，水灾旱灾没有降临也会饥饿，严寒酷暑没有迫近也会生病，自然灾害异没有出现也会遭凶。
荀况说：与天顺者谓之福，与天逆者谓之祸
天职即立，天功即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
释义：自然界的职能已经确立，自然界的功效已经完成，人的形体具备了，人的精神活动也随而产生。爱、憎、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隐藏于人的形体和精神中，这就叫做“天情”；人的耳、目、鼻、口。形各有不同的感触外物的能力而且不能互相代替，这就叫做“天官”；心居于人的胸腔中部，支配着耳、目、鼻、口、形五官，这就叫做“天君”；人们利用自然界的万物，来养育自己，这就叫做“天养”；顺应人类的需要来供养人类的叫做福，反之就是祸，这就叫做“天政”。
荀况说：有些事不能做也不应做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己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己其见树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己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释义：所以，最能干的人不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最聪明的人不去想不应该想的事情，认识天，就是要根据已经显现出来的天象来预测未来的变化。认识地，就是要根据已经了解到的事作事生长的条件合理的繁殖。认识四时，就是要根据已经表现出来的节气变化的次序正确地安排农业生产。认识阴阳，就是要根据已经看到的阴阳和谐的现象进行调理。圣人派专职人员掌握天文历法等自然界的变化情况，自己则掌握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原则。
荀况说：治乱在人不在天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
释义：社会的治或乱是天造成的吗？回答说：日、月、星、辰等运行的情况，在禹和桀的时代一样，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治或乱并不是天造成的。
荀况说：治乱在人不在时
时邪？曰：繁启、 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
释义：那么，社会的治或乱是时令造成的吗？回答说：农作物发芽成长于春夏两季，蓄积储藏于秋冬两季，这在禹和桀的时代也是一样的，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治或乱不是由时令造成的。
荀况说：治乱在人不在地
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时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释义：那么，社会的治或乱是地造成的吗？回答说：农作物得到适宜生长的地理条件就生长，失掉适宜生长的地理条件就死亡，这在禹和桀的时代又是一样的，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治或乱不是地造成的。《诗》上说：“大自然生成岐山，太王开辟了它，太王创立了基业以后，文王就使它安定下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荀况说：不是要天合乎人，而是要人合乎天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也；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 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释义：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废止冬天；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缩小土地的面积；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吵吵嚷嚷就改变自己的行动。天有一定的规律，地有一定的法则，君子有一定的规范。君子遵循一定的规范，而小人却计较眼前的利益。《诗》上说：“没有违背礼义，何必顾虑别人的议论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荀况说：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物之己至者，人袄则可畏也。?耕伤稼，?耕伤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袄。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妖，夫是之谓人袄。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袄。
释义：在已经出现的事物中，人的灾祸才真正可怕。耕作粗劣，伤害了庄稼，锄草粗糙，影响了年成，政治险恶，丧失了民心，田地荒芜，庄稼长不好，粮价昂贵，百姓吃不饱，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政治法令不清明，各种措施不合时宜，农业生产不闻不问，役使人力误了农时，那么，牛马就会互相生怪胎，六畜就会出现怪异现象，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不整顿礼义，内外不分，男女淫乱，那么，父子之间就会互相猜疑，君臣之间就会互相背离，外患内乱就会同时发生，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
荀况说：顺应天意去努力奋斗叫做“制天命而用之”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释义：尊崇天而且仰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它当作物来看待而控制起来呢！顺从天而且赞美它，哪里比得上掌握它的变化规律而加以利用呢！盼望天时而等待天的恩赐，哪里比得上因时制宜使它为人服务呢！依靠万物自然生长而增多，哪里比得上施展人们的才能而繁殖它呢！空想着役使万物，哪里比得上治理万物而使万物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呢！仰慕万物自然产生的过程，哪里比得上促进已经生成的万物更好地成长呢！所以，放弃人的努力而指望天的恩赐，就不符合万物生长发展的本性了。
荀况说：人之行为合乎天道，才能避免灾难
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释义：涉水的人根据水的深浅标志前进，如果标志不明显，就要沉没到深水里去；统治人民的人把这一个贯的原则树为标志，如果标志不明显，就要造成混乱。礼，就是标志。背弃了礼，就是昏暗的时代，昏暗的时代，就会天下大乱。所以，这个一贯的原则不能够不明确，虽然外交内政的具体标志有所不同，但是不明显的表示和明显的表示都有一定的常规，这样，人民才免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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